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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《病主法》對於醫界來說，是一顆震撼彈。」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不諱言地表示，在以往，醫療團隊對於病情告知仍存在著報喜不報憂，或者告訴家屬但隱瞞病人的現象，《病主法》翻轉了過往醫病關係不對等的狀況，醫護團隊有責任及義務讓病人充分了解其病情，將自主權交回給病人，並保障其善終權。
而《病主法》的另一層意義，在於「死亡識能」（Death Literacy）的被重視。黃勝堅指出，死亡識能如同健康識能一樣，指的是一種對於末期或者瀕死狀態的智慧、理解與知識，對於民眾及醫學界來說，都是一種嶄新的觀念，對於民眾而言，死亡不再是避諱不談的禁忌，而是可以在健康時就預先做好準備的課題；而對於醫療團隊而言，不僅是醫病關係的對等，更必須要調整心態，重新學習如何從身心靈照顧病人，以及放手的智慧。
他認為，大部分的民眾及其家屬如果了解積極治療已無效時，都會較坦然地面對現狀並逐漸接受死亡的來臨，「反而是醫療團隊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放手。」黃勝堅感嘆道。
以實施20年的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為例，「末期」需經過二位相關專科醫師的專業判定，目前臨床上仍常碰到病人雖簽署《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》（DNR），但醫療團隊可能會囿於傳統觀念而無法或不願判定為末期，導致DNR無法執行。
黃勝堅認為，相較於民眾，《病主法》上路更是大大衝擊醫界的觀念，迫使他們正視「何時該放手」的問題。「首先要思考的是，予以『判定』而促使病人可以執行依其意願所簽署的DNR或AD，這對於醫療團隊來說，是一件正能量還是負能量的事？救命是正能量，那放手是不是正能量？」
「醫生被賦予的職責是『照顧』病人，而不只是『救命』，但從過去的經驗看來，我們往往只看到病人的『病』，而沒有看到他的『人』。」他指出，醫界普遍存在著「何時該放手」的猶豫，而這就是一種死亡適能的不足，黃勝堅希望藉由《病主法》的推動，翻轉醫界既有觀念，讓醫療不僅是醫治身體病痛的專業，更讓關懷病人的同理心成為本職學能的一環。
心智缺損者是否可以進行ACP？
《病主法》推行即將滿半年，作為試辦ACP開路先鋒的北市聯醫，也在這段期間積累了一些特殊的ACP案例，例如：「中輕度智能障礙者、失智初期者、中風癱瘓或漸凍人但保有意識者，是否可做ACP？」
《病主法》規定，只要為成年人且具有「完全行為能力」者即可做ACP，故在法律上，上述意願人只要未被監護宣告，法律便賦予其可以做ACP、簽署AD的善終權利。「目前的問題是，ACP團隊如何協助這些具有特殊狀況的意願人進行ACP，並且確保他可以『理解』內容，並明確地『表達』其意願。」
目前，北市聯醫便有針對初期失智者進行ACP並簽署AD的案例，黃勝堅坦言：「不好做。」這種特殊案例必須要反覆做2次以上ACP，才能確定意願人真正了解AD的內容。
《病主法》是一部強調生命個體的法律，每個人的想法、價值觀及其人際關係都不同，因此ACP的面向非常廣泛，涵蓋專業知識及情感層面，不僅需要運用專業技巧，與特殊案例的意願人溝通，甚至其與家屬的關係也要考慮進來，無形中也是一種促進醫療團隊在觀念、技術、思考上革新的契機，「當然對醫療團隊來說負擔也會加重，但我們何不將他視為一種甜蜜的負擔呢？」
當然，這甜蜜又沉重的負擔有可能會引起利益糾紛、家屬認知不同等爭議，但黃勝堅認為，只要ACP團隊夠成熟，知覺性及敏感度足夠，便能在執行ACP時把各種面向都考慮進去，並適時請求專業支援，「讓這樣的正能量不要因為困難或負擔而退卻。」
※本文授權自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，原文見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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