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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達仁決定安樂死後，這項「病人權益」的議題又提出來，但病人到底是不是自主意識的決定、有沒有全盤考量，也成了爭議的點。其實在第一個執行安樂死的荷蘭，6年間接受大約4萬7千人的安樂死申請，但只有約5千人會真的執行，比率小於九分之一，而申請通過的人會有八分之一的人最後反悔。
荷蘭在2002年通過安樂死法條，之後申請的人逐年上升，根據2010～2015年間荷蘭皇家醫學協會（KNMG）的統計資料，有4萬7300人請求安樂死，但最後接受安樂死的病患約為5千人；當然，人數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審核嚴格，但另一方面是「反悔的人也不少」。
在2005年，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醫學中心菲利普森博士做了一項調查，發現當年的2658件安樂死要求中，最後實際安樂死的比率未過半，僅44％；原因來自有13％的人在申請過程中過世，13％獲得許可的人在執行安樂死前過世，12％的人被拒絕，還有13％的人「反悔」。
我不想死⋯只是不想當家人負擔
根據統計，有70％的人都是因為癌症申請，「其他疾病」則占了2成左右，老化反而只有2％，顯示病患選擇安樂死的原因，並不是覺得太老或活夠了。癌症的治療需要大量的心力跟金錢，所以這些反悔的主因是「自己不是真正想死」，但不想成為家人負擔。
癌症化療的痛苦，會讓病患身體虛弱，而身體的虛弱會造成負面想法產生，癌症並非百分之百「確定」可以治療，病人到最後會覺得自己在無意義受苦，像是「一隻任人宰割的牲畜」，為了不要給家人負擔，並留下好的形象，才會選擇安樂死。
菲利普森博士對於這樣的結果非常驚訝，因為這代表，執行安樂死「不一定是病人真正想要的」，也並非「罹患百分之百的絕症」，很多時候會因為社會眼光、家人、情緒等其他「在醫生眼中不是最重要的」種種因素，選擇自己結束生命，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有債務自殺、殉情等行為。
「安樂」死也可以是「臨終安寧」
目前討論的範圍都集中在「主動結束生命」的安樂死，討論使用的藥物、病人權利、道德問題等，但其實荷蘭的安樂死分為「主動安樂死」、「被動安樂死」，被動安樂死跟「臨終安寧」的概念很像。
例如病患決定臨終前接受安寧治療，一些舒緩症狀的方法，或是服用止痛藥、鎮靜劑，讓病情自然發生、過世的人占36％；若是被告知剩下生命不長後，由病人自己和家屬同意，移除維生輔助醫療器材，如呼吸器、鼻胃管等的安樂死約占18％。
以台灣的例子來看，目前也有放棄急救同意書、安寧病房等選擇，其實跟荷蘭的「被動安樂死」相似，但在醫療現場，也看過有子女拉著醫生拒絕放棄急救，這其實也代表一種「保護生命的本能」，而「放任絕症病患死亡」是不是也違反道德？也是討論的爭議點。
安樂死是「承認生命有極限」
一般在台灣，都會認為安寧療護跟安樂死是不同的概念，但在國外則是「主動」跟「被動」的差別，原因是這兩種做法都是「承認醫學有極限、生命有極限」、「回歸以病人為核心」的想法，認為用醫學延長生命某種程度上也是違反自然的。
但主動安樂死在執行後是「不可逆的」，被動安樂死則可以隨時反悔，如果病情穩定好轉，醫療團隊也會考慮是否要結束被動安樂死，這樣的差別也讓爭議目前還沒有共識。
在台灣，目前有10類疾病「末期」可以使用健保做安寧療護，包含癌症、運動神經元疾病（漸凍症）、失智症、中風、心臟衰竭、慢性氣道阻塞、肺部其他疾病、肝硬化及慢性肝病，急性腎衰竭、慢性腎衰竭。安寧病房的收費也儘量讓病人沒有負擔，三人房不必付費，兩人房一天1千多元，一人房一天則約2千多元。
或許對於安樂死的議題，可以從病患本身的角度思考，醫療現場拒絕放棄急救的子女，面對決定放棄侵入性治療的父母，怎麼樣在保護生命的道德中，與生命活下去的本身意義，而安寧療護或許是折衷的最好辦法。
文／盧映慈 圖／許嘉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