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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歲的老鄭某天突然腦出血，緊急送醫後昏迷指數只有6~8分，情況很不樂觀，2個女兒不知道要怎麼照顧爸爸、也不知道有什麼選擇可以做，在加護病房激烈大吵，「應不應該放棄爸爸的急救？」這是加護病房常見的畫面，怎麼協助病患、家屬做出困難的選擇，是現在醫療環境必須做出的突破。
醫病共享決策是為了要讓病人、家屬了解情況
大家都知道醫病關係很重要，許多媒體也會討論醫病關係對於醫療品質的影響，尤其是當病人、家屬足夠信任醫師時，也就比較容易接受醫師的藥方、處理方式，也不會上演哭喊、後悔、謾罵甚至全武行的場面。
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（醫策會）推動「醫病共享決策」將近3年，讓病人跟家屬在做醫療決策，也就是決定要怎麼治療、或是選擇處理方式之前，用輔助工具、或是由醫師親自跟病人解說，讓他們能對不同的選擇有一定的認識，進而信任醫師、不對決策後的結果後悔。
像是奇美醫院加護病房針對腦中風、腦出血、嚴重腦損傷的患者，到底應該選擇氣切還是安寧，由醫療團隊用半身的人體模型、加上3D列印出來的輔具，詳細解說氣切、拔管、插管等過程；進行這樣的決策平台1年多來，已經幫助了35個家庭，而且家屬都表示「我不後悔選擇」。
醫病共享決策怎麼做？
醫策會副執行長廖熏香說，醫病共享決策主要就是讓醫界有共識，「當醫療人員沒有想過這個，會覺得盡心盡力想了很多，為什麼病人不接受，後來也會開始回饋說，喔，原來我真的沒有想到病人需要什麼。」
從醫病共享決策中，其實也看到，不是只有病人或家屬不了解醫療決策，醫界對於病人的心理狀況、生活狀況也通常是不了解的。廖熏香說，「醫療人員覺得在醫療上需要的，不一定是病人想要的，所以我們要彌補之間的差異性，要告訴病人這個決定會影響他的生活、影響到什麼程度。」
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藥師蘇柏名也提到，有個高血壓的患者已經吃了10年的2種降血壓藥，後來出了一種合併2種藥、價錢便宜、效用長、方便口服的新藥，但他反而不願意吃。
雖然醫學上選擇更好的藥物沒有錯，但對患者來說，反而是打破他的習慣，讓他出現焦慮感、認為自己病情會控制不好，最後跑去藥房把以前的2種藥買回來。「這就是沒有尊重患者個人意願的決策，醫療人員可能覺得自己在做白工、患者不聽話，但他為什麼一定要聽你的話？這是專業的傲慢。」
決策輔助工具跟醫病共享決策的關係
所以在醫病共享決策之前，醫策會也開發了一些輔助決策的工具。比如國泰醫院針對第二型糖尿病友要選擇什麼治療，除了在前面做了糖尿病成因、症狀、各種治療的衛教之外，後面全部都是詢問病患的意見。
第一題「對於針劑降血糖藥物，我擔心的是⋯⋯」，就有11個小題可以回答，包含「不敢打針」、「覺得打針很痛」、「打針很可怕」、「擔心打針會成癮」等。醫師在病患進入診間之前，就可以先了解患者的想法，不會直接給病人一個「最好的醫囑」，而是「最適合病患的醫囑」。
廖熏香說，最後的決策當然還是要由專業的醫師來做，「我們把決定權丟給病患，專業有落差的情況下，對他們也是很沈重的負擔。」但醫病共享決策的好處是，病人可以事先去想過、去主動投入在自己的疾病治療裡，而不是被動接受醫師的建議，自己的擔心、害怕卻沒有解決，治療的效果也不會比較好。
「比如長期用藥的患者，傳統上，醫師開了藥、藥師交代清楚副作用跟注意事項，看起來好像都講解淒楚，但要不要吃這個藥是誰決定？還是患者自己決定，他不見得接受得了副作用。如果我們可以先了解他的生活形態，再針對他習慣的方式給藥，他的服藥順從性也會增加。」廖熏香說。
醫病共享決策的未來
廖熏香也提到，其實很多病人或家屬、尤其是末期患者，對於「自己下決定」會擔心，是因為「如果我不積極治療、選擇安寧，就會被丟包了」，所以這時醫療團隊要給的是讓病人安心的支持，不是要他們趕快做決定，這也是決策很重要的核心。
而對於醫療團隊來說，當習慣跟病患一起討論病情，就會變成一個日常的流程，像是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對於需要洗腎的患者，會直接在電腦上登記「此患者需要透析」的醫囑，相對應的個管師就會去跟病人衛教、商量到底要選血液透析還是腹膜透析，這些都是可以透過制度來進行的，反而可以減少醫療糾紛、分工合作讓醫療過程更順暢。
「但最重要的，還是患者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權利。」廖熏香說，現在醫界這邊經過快3年，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，剩下的是告訴患者，可以跟醫師溝通、可以講出自己的自主意願、可以跟醫師講出自己的擔心害怕，請醫師提供更適合自己的方式，「醫療接下來會需要走向這樣的個別化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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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盧映慈 圖／許嘉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