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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 6 月底正式突破 1000 萬人感染，50 萬人死亡，進入 7 月之後，每天仍以新增確診超過 20 萬人的速度不斷飆升；幾乎天天在刷新新增確診的最高紀錄。
在這個疫情開始之後，很多人才突然意識到，台灣的醫療體系雖然優秀，但防疫靠的不完全是醫療體系。楊志良就直言，「醫療水準跟公衛水準，完全是兩件事。」
2009 年出任台灣衛生署（今衛福部）長，是第二位非醫師出身、純公衛體系的學者署長，楊志良曾親手改革過健保體制，也批評過台灣的醫療體系「不健康」，直言敢說的性格早就已經深入人心，也常常一語中的。
在分不清公衛跟醫療的狀況下，看到各國忙亂不堪的防疫，悠然坐在沙發上的楊志良不疾不徐的說，「如果將來全球有 1 億人感染，1 千萬人死亡，我一點都不會驚嚇。」
與其他公衛學者不同的是，因為參與過制定政策的那一方，楊志良在這場全球災難性疫情中看到的不只是被遺忘、忽略、犧牲的醫療體系崩潰的樣貌，也不只是人類科學永遠趕不上病毒變異的無助，而是歷史總不斷重複的過程，因為「人性」依然難以改變。
影響疫情的是沒有進步的人性，疫情影響的是充滿算計的政治
「只要疫苗還沒有發明、還沒有大規模施打，這樣子拖下去，全球一定慘。你們知道 2009 年 H1N1 大流行的時候，全球有多少人感染？要不要Google一下？10 億人感染！那我問你，H1N1 病毒感染力比較強，還是新冠病毒比較強？說未來有1億人感染，有什麼好驚嚇的？」楊志良說。
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判斷，楊志良直言，是因為「人性」。這種歷史性的疫情已經來過好幾輪，從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、2003 年的 SARS，2009 年的 H1N1，到 2020 年的新冠肺炎，明明就已經有好幾次的經驗，為什麼每過一段時間都還是會陷入困境中？
「人類是萬物之靈，但人類已經打破了整個生態的平衡，從 1970 年代到現在，人類消滅了超過 40% 的物種（備註：2018 年數據，人類已使 83% 的野生哺乳動物和半數植物消失）。」
楊志良說，但所有的生物，都是靠別的生物去存活。每一個生物都要靠另外一個生物去抑制，這樣生態才會平衡，一旦人類打破了平衡，大自然就必須靠其他的方式來回到平衡。
所以這次的疫情來自人類自滿、揮霍的心態：大肆破壞大自然的生態、隨意跟野生動物接觸，導致新的病毒產生；而這次的疫情，也讓人看到各國荒謬的防疫行動，十分的可笑。就像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的，「其實唯有健康的身軀跟健全的醫療體系，才是把握人類幸福的根本。」
在楊志良看來，疫情之下，有能力抉擇的國家還在靠「醫療人力」苦苦維持平衡，但越沒有能力防治的國家，它越乾脆兩手一攤，完全開放國境，等於讓生態鏈自己去達到平衡，「我既然沒有能力讓大家不要病死，那最起碼不要讓人家餓死。」
「就像『檢傷分類』，急診檢傷是要救『最危急的人』，比如心臟暫停；但打仗時是反過來，先救『能夠救的人』。現在但總共有 100 個人，只能救 40 個人，我就是救『能夠救』的 40 個人，因為先救重病的 60 個人，能夠救的 40 個人就要放棄了。」楊志良說。
談到這個，楊志良也嘆了氣，「資源有限，但生命要繼續維持，以前日本有一部電影叫《楢山節考》，就是把 70 歲以上的老人，冬天放在山上凍死。對不起啊，救不活的人，只能不好意思了。」
但在這樣的「檢傷分類」底下，原始社會存在的弊端也一一浮現，義大利財務狀況不良，長照體系早已撐不住，所以先感染、先死亡的都是老人；美國感染者則以黑人、低收入者居多，楊志良略帶嘲諷意味的笑笑，「說穿了就是貧富差距。」
楊志良說，其實美國疫情會這麼嚴重，最重要是貧富差距、是階級的問題。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tiglitz 寫過一本書叫《不公平的代價》，就是在談美國的貧富差距，「美國是『Of one percent, for one percent, by one present.』美國被 1% 的人擁有，被 1% 的人統治，貧富差距已經大到沒有救了。」
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健康被認為是個人的責任，曾在美國攻讀 4 年博士的楊志良很有感觸，「你有錢就醫，沒有錢就算了。」
而台灣要控制得住疫情，甚至能在疫情之後盡快復甦，就必須看懂這樣的國際情勢。
因為一個國家控制不住疫情，失業率飆升、犯罪率飆升，很可能會把焦點轉移到國外，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或是國際情勢的杯葛，而看起來安全無虞、很幸福的台灣，很可能會成為其他國家的目標。能不能守得住，或是能不能在全球經濟崩壞中活下來，就要看接下來的政策是否能完整。
台灣目前守住了，但要永遠「挫哩等」
不過楊志良認為，台灣在最早、還搞不清楚「新冠病毒」是什麼的時候，利用施打流感疫苗、流感快篩等工具，讓疫情沒有直接大爆發，其實是非常聰明的。
也幸虧台灣在第一步走對，所以一直到現在都還算安全，而且乾淨，還有一段時間可以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。
「一直有人講要普篩，要看社區裡面到底有多少人無症狀感染、帶原，但我相信我們是真的很乾淨，為什麼，因為我們台灣的開業醫師喔，絕對有能力去發現問題，轉診到大的醫院處理，所以我比較有信心我們真的是乾淨的。」
「但你要好好了解自己內部的狀況，台灣是內部最乾淨的，但最乾淨反而是最危險的地方，反而最沒有群體的免疫力；永遠要『挫哩等』，永遠要戰戰競競的，所以陳時中不得不採取一種不敢隨便開放的態度。」楊志良說。
而到底台灣為什麼會這麼乾淨？楊志良認為指揮中心一直沒有去認真分析這一點，「我認為可能有 3 個原因，第一是台灣人有特殊免疫力，第二是我們防疫真的做得很好，老百姓提高水準，第三是純粹運氣太好。如果是運氣太好是最可怕的，因為運氣不可能永遠好。」
其實台灣在疫情爆發以來，早已數度遇上危機，1 月底時，鑽石公主號曾停泊在台灣東北角，船上旅客下船到基隆、雙北逛街，但沒有爆發感染，反而是船舶到日本後馬上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；確診的外籍看護在台北、桃園搭車旅遊，也沒有爆發感染。
案 379 的酒店女公關，接觸者共 123 人，但全部陰性；清明節公佈了 11 個高危險地區，但也沒傳出任何感染；磐石艦的艦隊感染，國防部召回程序出現大漏洞，沒有直接強制管理，但接觸者也全部都陰性，原本讓人擔憂的「女朋友」接觸者也安全無事。
「這是奇蹟欸！應該要好好研究為什麼，所以我一直希望疫情指揮中心提供一個資料，我們的疫調就是年齡、性別、地區等，但少一個『職業別分析』，我的印象裡面，沒有一個農夫得到新冠肺炎，也沒有聽到一個修馬路的工人，或是建築工地的工人，我認為陽光可能是消滅病毒最好的良方。」楊志良說。
楊志良說，如果陽光真的是防疫良方，封城、都待在家裡不准出去是錯的，應該在有陽光的時候，保持社交距離，大家走在馬路上。
所以台灣接下來要做的，楊志良認為有 3 點，一，認清國際情勢，二，分析台灣防疫的獨特之處，三，提振經濟。「要用內需來滿足經濟的需要，哪一個國家有足夠的內需？而且內需只是錢在台灣流動，外面的錢進不來。」
楊志良認為，未來開放「旅行泡泡」（Travel Bubble）是必要的，「我很乾淨，你也很乾淨，上機前、下機前都採檢，用電話追蹤，這個就可以人進得來。所以我們應該主動的去跟紐西蘭等比較乾淨的國家互惠。」
「旅行泡泡」（Travel Bubble）
又稱為空中走廊、空中橋樑（The corridors (also called ‘air bridges’) ）是世界旅遊組織提出的方案，他們建議，針對「相同疫情程度」的國家，可以互通往來，並且能透過發行「健康護照」，還有在機場、飛機上進行良好的溫度檢測、強迫戴口罩，來維持一定的疫情控制。
而事實上，指揮中心也在積極洽談跟其他國家的互惠方案，不過隨著全球疫情的升溫，還沒談出結果。
不過雖然現在全球疫情持續飆升，楊志良還是說，「我們還是要樂觀一點。台灣會受到很多幫助。」
像是過去醫療受到義大利人幫助很多，「基本上台灣的醫療奉獻獎都是義大利人得了。『吃人一斗，還人半口』，所以呂若瑟神父那時候幫義大利募款，台灣人就捐錢，我原本幫他設定募 1 千 1 百萬，就是 1 萬個 N95 口罩，結果一個星期就募到 1 億 6 千萬，捐助者超過 3 萬人。不只還半口了，還好幾斗。」
楊志良說，「台灣人很偉大，一定會有福的。」
文／盧映慈、王芊淩、林以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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