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大字體
縮小字體
「大家請讓指揮官有更多時間去處理疫情，而不是處理口水。」2 月，台灣新冠疫情剛剛升溫，身為前衛生署長的葉金川用公衛防疫的角度「勸」了所有人一句話，希望把防疫回歸到專業上，卻也引來一些爭議。
但一如 17 年前走進和平醫院的那個身影，葉金川總是做他認為該做的事情。「防疫最怕自己嚇自己，比如 SARS 引發院內感染而封院，大家說我走進醫院很勇敢，但我因為了解所以不恐懼，有防護就不怕被感染。」
「恐懼」是防疫的最大敵人
因為知道「恐懼」是防疫的最大敵人，葉金川在 2 月底台灣疫情進入延燒階段，各界頻頻舉行「封城兵推」，一片悲觀聲音的時候，忍不住出來批評「封城是不切實際的『超』超前準備。」
葉金川認為，台灣的感染源大部分是境外移入，每天只有零星本土個案，只要隔離、疫調都有做足，基本上就不會擴散。就像那時候和平醫院「封院」，把感染源控制在醫院內的其中一個小區域，疫情就能趕快止血。
所以對於當時「新冠病毒已經無法圍堵，只能減災」的說法，葉金川則說，不能這樣看，因為圍堵的概念不是只有邊境防疫，也包含後續的隔離、疫調，還有無症狀感染者的清查。「沒症狀還是找得到啊！就像是無影腳把人踢倒，這個無影腳是誰踢的，還是可以從這些被踢倒的人來追查。」
「要談減災，減不了啊！我們的醫療體系就這麼多，床就這麼多，人就這麼多，要減災，治療多麻煩你知道嗎？用防的比較快啊！」葉金川說，醫療量能一旦崩潰，就沒辦法收拾，只有防堵才是根本。
而要防堵，除了要充分了解病毒感染途徑之外，防疫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篩檢、疫情調查、模型管理、醫院量能都要在全盤掌握中；比起醫學，這其實更接近公衛的領域範圍。
6 月 7 日台灣解封之後，葉金川回溯這幾個月的防疫，就直言「台灣做得非常好，但專家諮詢小組裡該要有更多流病的專家，包括像陳建仁，或是台大公衛的人，去參與意見，臨床醫師是以疾病為主，對整體的戰略來講，不見得是那麼顯著。」
雖然專家小組的召集人張上淳教授做過衛生署副署長，被認為有戰略經驗，但葉金川表示，「（他的經驗）事實上還是以臨床為主，不像流行病學能有一個整體的看法。」
有檢驗量能，才能開放邊境；有國產疫苗，才能結束惡夢
所以在整體的防疫上，葉金川認為現在台灣已經守住第一步，接下來要進入緩步開放的階段，但台灣檢驗的能力顯然不是最好的。「至少量能、設備比德國、比韓國、比美國還落後一大截。」
葉金川說，別人一天能做 4、5 萬個檢驗，但我們到現在一共只做 6 萬多個檢驗，「如果覺得能量高、夠，那就讓國外的人進來有什麼關係？讓商務旅行的人連隔離都不需要隔離啊，有的人願意花錢買時間，對不對？如果我來這裡要關 5 天，我幹嘛來？我一共時間（可能）只有 5 天啊。」
也因為檢驗量能不足，不管未來需要普篩、要開放邊境、增加自費篩檢，都會遇到瓶頸；這樣就要繼續用成本很高的隔離來維持防疫成果，「怎麼在安全跟開放之間取得一個平衡，現在是把安全當絕對的，開放就變得慢慢來，不知道要等什麼時候。」葉金川說。
當然，葉金川理解，最終的目的當然是確保「台灣是安全的」，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，應該用強大的檢驗來取代隔離，要求來台的商務人士在台灣時要固定篩檢，「而民眾該做好的防疫、該保護自己的還是要保護自己啊。」
另一個需要趕快跟上的，就是藥物跟疫苗。葉金川說，雖然我們有 2 個藥廠可以生產，也有不少研究單位在研發，但恐怕不會跟世界那麼同步，會落後，「要多跟國外合作，去整合。」
但，跟國外合作的一個隱憂是，生產出來的疫苗絕對不會優先給台灣，一定是當地國家自己先施打，疫苗如果不出來，台灣就永遠離不開這個惡夢。「但還有一個可行的辦法，如果我們跟國外買科技，已經都做過實驗、人體實驗，我們可以馬上生產，說不定更快。」
戴口罩、洗手、保持距離，應該要把它內化
但在還沒有藥物跟疫苗的時候，台灣人該怎麼辦？
葉金川對此還是很樂觀，笑笑地說，「我們現在就是等，不過台灣還滿安全的，那就等吧，也不會怎麼樣。要對台灣的邊境、疫調、追蹤有信心啦，這是真的很厲害的。」
回溯台灣的幾次差點爆發的大感染，葉金川說，「我們都滴水不漏啊，追蹤幾乎沒有漏出去，（找不到感染源的）10 個個案都只漏到家庭。真正要說漏出去的，只有醫院的感染，還有一個是船（敦睦艦隊）。船是因為疾管署管不到，醫院的防疫也做得很好，沒有變成整棟大樓（感染）。」
所以葉金川對台灣開放邊境是很有信心的，「不管開不開放，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社交距離，還是要不斷維持。這些對你的影響很小，那些聚會、餐廳聚餐啊，也要慢慢的減少，這是生活習慣的一部分，應該要把它內化。」
而對於這場跟病毒的對抗戰役，葉金川說，「往好處想，它其實也會讓我們科技對付病毒的能力越來越強，我們未來還有別的挑戰，應該要越來越有信心可以克服其他的挑戰。」他笑了笑，「台灣跟 17 年前那個 SARS 的時代，那天差地別啊，對不對？」
文／盧映慈、王芊淩、林以璿
延伸閱讀